华创证券诉贵州百灵实控人，14亿纾困资金何成“困”？

2025年8月，华创证券以17.61亿元（含14亿纾困资金及3.61亿质押借款）为标的，起诉贵州百灵实控人姜伟及其一致行动人，这场曾被寄予厚望的纾困合作最终演变为司法纠纷。14亿纾困资金从“救命钱”沦为“烫手山芋”，背后是实控人流动性危机、合作方权责失衡、企业经营恶化等多重矛盾的叠加，具体可从以下三方面解析： 一、纾困起点：实控人个人投资引发的流动性黑洞14亿纾困资金的介入，源于姜伟个人非主业投资导致的资金链断裂。2011年后，姜伟响应地方政府号召，投入16.8亿元建设希尔顿酒店等文旅项目，同时自掏4.8亿元帮扶农户解决药材滞销问题，两类重资产、长周期项目累计占用资金超20亿元。为维持资金周转，姜伟大量质押贵州百灵股权融资，截至2018年底，其股权质押率已濒临违约线，42亿元市值的股权面临强制减持风险，若无人接盘，贵州百灵可能陷入股权动荡、经营停摆的绝境。此时华创证券的14亿纾困资金以“股权转让+股票质押”组合方式介入：华创以8.64元/股至8.72元/股的价格受让贵州百灵11.54%股权（1.61亿股），同时提供3.61亿质押借款，额外要求姜伟抵押房产、应收账款等资产作为增信。这笔资金短期内保住了贵州百灵的股权结构稳定，也为其争取到业绩缓冲期，2020-2021年公司营收回升至30亿元以上，初期纾困效果客观存在。 二、合作失序：控制权争夺与经营理念冲突激化矛盾纾困协议明确约定“华创证券不谋求控制权、不协助第三方夺权”，但2021年1月，华创打破约定，派遣21人工作组进驻贵州百灵，全面接管财务关键岗位及公章。金融机构与药企的经营理念冲突随即爆发，成为合作破裂的核心导火索：短期避险VS长期发展的战略分歧：华创作为金融机构，更关注资金安全与短期回报，因此压缩研发、控制成本；而贵州百灵作为苗药企业，需长期投入研发维持产品竞争力。2019-2021年，贵州百灵研发投入降幅达30%，核心产品市场份额下滑，2022年净利润较2018年峰值暴跌75.5%，业绩修复进程彻底中断。管理干预引发的内部混乱：贵州百灵方面称，华创团队以资本运作思维主导经营，导致公司战略摇摆、管理效率下降。例如，非主业投资决策频繁变动，中药材种植、基层医疗市场拓展等核心业务推进迟缓，进一步加剧现金流压力。 三、退出僵局：股价缩水与履约争议导致“纾困变困局”按协议约定，纾困计划（2022年7月、2024年3月到期）与股票质押（2024年8月到期）需通过华创在二级市场减持股票实现退出，但直至2025年，华创始终未操作减持，反而选择起诉追讨现金还款。这一选择背后是多重现实困境：股价缩水导致退出亏损：截至2025年8月，贵州百灵股价已跌至5.99元/股，华创所持1.61亿股市值仅9.66亿元，较14亿本金缩水近30%，若按市场价减持，华创将面临巨额亏损。双方履约责任互相推诿：华创称姜伟未履行股份回购义务，且未提供可行解决方案；姜伟方面则反诉华创“过度干预经营导致业绩下滑”，认为股价下跌的责任应由华创承担。此外，姜伟虽通过转让2.46%股权偿还2.09亿元，但剩余债务远超其当前偿付能力——截至2024年底，姜伟持股比例已降至17.55%且全部质押，名下资产多数已作为增信抵押。目前案件已进入司法程序，姜伟拟反诉华创，而市场关注的破局点集中在三方面：一是法院是否促成“以股抵债+分期还款”和解，避免股权大幅动荡；二是贵州百灵能否借中医药产业政策红利（如苗药国际化）重启研发、修复业绩；三是华创是否同意通过有序减持而非现金追讨实现退出。这场纠纷不仅是个案，更暴露了纾困业务的共性风险：若合作双方权责界定模糊、干预边界失控，“救急资金”反而可能成为束缚企业发展的“枷锁”。